记者：为什么重大成果不容易被中国学者做出？差距在哪儿？
丘成桐：我在美国生活超过50年，指导的博士生70多个，其中2/3是中国人。坦白地说，我带过的最好的学生是外国学生。
我24岁开始带博士生。拿我的第一个学生孙理察举例，他是美国人，只比我小两岁，如今已拿了沃尔夫数学奖（和菲尔兹奖同被誉为数学界的最高荣誉，陈省身和丘成桐曾获该奖），成为一代大师。刚开始时，我们只是师生间的指导关系，熟悉后，很快变成了很好的朋友。我们很多研究一起做，文章一起写，晚上常出去吃饭聊天，因此非常清楚对方的想法。
优秀的学者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思想是否足够开放，是否会问问题，是否有能力将一些重要的想法通过数学语言构造出来。这些都是创造力的要素，而我在中国学生身上很少看到。
缺乏创造力会让他们在遇到问题时显得手忙脚乱。我遇到很多中国学生，面对难题时，第一反应不是钻研问题的根本。他们的普遍解题模式是，问题来了先查资料，看看国内外有没有学者已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，然后跟随前人的想法和方向走，“萧规曹随”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，后者的创造力明显要弱。
记者：是什么影响了学生的创造力？
丘成桐：国内的应试教育曾令我十分震惊。学生是为了考试来学习，而不是为了兴趣来学习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
我在哈佛大学曾指导过几个中国博士后学生，他们自己发掘科研方向，做出了一些成果。回国之后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做的研究国内同行都不懂，导致申请科研经费都有困难。他们成了同行眼中的“奇葩”。后来他们改变了研究方向，就为了和各种基金、奖项的评委“熟一点”，让对方明白自己的研究。有的时候，仅因为评委不懂，学者想做有创造性的东西就举步维艰。
在国内，学者需要想办法让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受人“赏识”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应试思维。中国学生拿了博士学位以后，仍不停地期待他人赏识，竞争各类“帽子”，把“帽子”看得很重。最有趣的是，一般来讲，国内学者要自己准备材料去申请这些“帽子”。我拿过很多国际奖项，是许多国家科学院的院士，但我从没主动申请过这些头衔。在国内，申请后的答辩就像是一场“高档的考试”。我认为，做学问不是为了满足几个评委眼中的标准，而是看我们真的解决了什么重要的问题，对数学有何贡献。
这是应试思维造成的最深远的负面影响。考试选拔不出我们想要的人才。
记者：哪些学生需要比考试更科学的选拔体系？
丘成桐：考试是重要的衡量指标，但不是唯一的。无论多天才的学生都需要从做习题开始习惯一个学科。我并不反对考试，我反对的是准备考试的方法。
目前，为了应付中高考，学生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就是刷题，直到形成类似条件反射的解题模式。对于一类问题，学生只限于某种解决方法，其他可能的解法思路学生很难接触到。虽然考试是一种有效且普适的水平检测，但不能满足专业水平检测的需求，而且反复刷题磨灭兴趣，也磨灭了学科之间的关联。
中学阶段，真正对创造力训练有益的部分，可能只占据教学的一小部分。在《我的教育观》中我提到，中小学平面几何是非常有效的逻辑思维训练模块。平面几何有五条公理，任何一个几何上需要被证明的事情，都可以从这五条公理推演发展而来。但平面几何在中学数学内容中的占比并不高。
每年，国内参加高考的学生超过1000万人，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，其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做研究的雄心壮志。他们在社会上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，这是社会需要。这些工作也需要不同程度的训练，高考能够筛选出符合这些要求的人，但无法筛选出最有创造力的学者。我的建议是，中学教育系统中上游5％—10％的学生，他们有学习数学和其他基础学科的兴趣和才华，他们应拥有高考之外的升学渠道。这些学生的培养目标应以激发创造力和学科研究为主。
本文节选自中国新闻周刊《丘成桐：反对“卷竞赛”》
